“不。”陈延年正色道,“沈兄,你错了。救国不是哪一个人的事,也不是哪一类人的事。是我们所有人的事。你带兵打仗是救国,我办报写文章是救国,工人在工厂做工是救国,农民在田里种地也是救国。各尽所能,各尽其力,这个国家才有希望。”
沈砚之沉默了。他看着陈延年,这个比他大十岁的读书人,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火,烧着一种他不太懂但很尊敬的东西。那东西在山海关的城墙上也有,在川南的战壕里也有,在那些死去的弟兄们的眼睛里也有。
那是信仰,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,是螳臂当车也不退缩的倔强。
“我记下了。”沈砚之说,“延年兄的话,我记在心里。回云南后,我会跟蔡将军说,跟弟兄们说。我们虽然在山沟沟里,但心要和天下人在一起。”
陈延年重重点头,从怀里取出一个更小的油纸包:“这个,沈兄带着。”
“沈兄说得对。”良久,陈延年长叹一声,“是我书生气了。”
“不是书生气,是心急了。”沈砚之拍拍他的肩,“急不得。这病是几十年、上百年落下的,想一副药就治好,不可能。得慢慢来,一帖一帖地下药,一年一年地调理。”
“可我们还有多少年?”陈延年转头看他,眼睛里映着窗外的灯火,亮得骇人,“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,在山东驻兵,在福建搞‘亲善’。英国人占着香港,法国人占着广州湾,俄国人虽然倒了,可又来了个更狠的苏俄。沈兄,我们这代人不把事办成,留给下一代,那就真没指望了。”
沈砚之的手指僵住了。杨度,袁世凯的“文胆”,洪宪帝制的鼓吹者,如今袁世凯倒台,他倒跑到上海来,和日本人勾搭上了。
“他想干什么?”
“还不清楚。”陈延年摇摇头,拿起那沓文件,“但我们在日本领事馆的内线传来消息,山本这次来,带着日本外务省的密令,要在上海见几个人。杨度是第一个,后面还有……”
他说到最后,眼圈都红了。沈砚之知道,陈延年的弟弟陈延年在“二次革命”时被北洋军杀害,尸首都没找全。国恨家仇,这个男人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“我尽力。”沈砚之最终说,把照片和文件推回去,“但延年兄,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。这世道,光靠呼吁是没用的。你得有枪,有兵,有地盘。没有这些,说话就是放屁,没人听。”
陈延年愣住了,他没想到沈砚之说得这么直白,这么……粗俗。
沈砚之接过,打开,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,封面印着四个字:《新青年》。
“这是我们新办的杂志。”陈延年说,“第一期,刚印出来。里面有陈独秀先生的文章,有李大钊先生的文章,还有鲁迅先生的小说。沈兄带着路上看,到了云南,也给弟兄们看看。让他们知道,中国不只有军阀混战,不只有洋人欺压,还有人在思考,在呐喊,在寻找出路。”
沈砚之郑重地收好小册子,放进西装内袋,贴着心脏的位置。“一定。”
陈延年走了,像来时一样悄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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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翻到文件中间一页,上面列着一串名字。沈砚之扫了一眼,心沉了下去。名单上有前清遗老,有北洋要员,有江浙财阀,甚至还有两个是革命党里颇有声望的人物。这些人聚在一起,和日本人见面,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没好事。
“孙先生知道吗?”
“知道。”陈延年苦笑,“但知道了又能怎样?孙先生现在……唉,你也清楚,护国运动一成功,那些老同志又闹起来了。这个要当总理,那个要当总长,天天吵,天天争。日本人的事,反倒没人上心了。”
沈砚之沉默。这三个月他在上海,亲眼目睹了革命党内部的倾轧。护国成功了,袁世凯倒了,可那些当年一起流亡、一起革命的同志,却开始争权夺利。昨天还在一起喝酒骂袁大头,今天就能为个部长位子拍桌子翻脸。孙中山焦头烂额,想管也管不住——他这个“革命先行者”,如今说话还没那些手握兵权的都督管用。
“所以陈兄的意思是?”
“那依沈兄之见……”
“依我之见,你们在上海,该印报纸印报纸,该发传单发传单,该呼吁呼吁。但更重要的是,”沈砚之站起来,走到窗前,指着窗外黄浦江上那些挂着外国旗的军舰,“得有人去练兵,去攒钱,去搞枪炮。等我们手里有十万人,一百门炮,你看日本人还敢不敢这么嚣张?你看那些军阀还敢不敢窝里斗?”
陈延年也站起来,走到沈砚之身边。窗外,一艘日本炮舰正缓缓驶过,舰首的太阳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。那炮舰不大,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,中国的渔船、货船见了都得远远避开。
“谁?”
“谭嗣同。”陈延年说,“戊戌年,谭先生本来可以走的,但他没走,说‘各国变法,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’。后来他死了,死在菜市口,可他的话传下来了,他的血没白流。”
沈砚之摇摇头:“我不如谭先生。我没那么大的学问,也没那么大的气魄。我就是个当兵的,带兵打仗,保卫乡土,是我的本分。至于变法救国,那是你们读书人的事。”
沈砚之没接话。他看着江对岸,浦东那边还是一片农田,零星几点灯火,是农家的油灯。更远处,是沉沉的黑夜,没有尽头。
“总会有人接着干的。”他终于说,声音很轻,但很坚定,“我们这代人干不完,儿子接着干。儿子干不完,孙子接着干。只要这国家还没亡,这民族还没灭,就总有人会干下去。山海关的城墙塌了,还有人会垒起来。长江黄河的水干了,还有人会挖出来。这个民族,这个国家,死不了的。”
陈延年看着他,突然笑了,笑中有泪:“沈兄,你这话,让我想起一个人。”
第0238章 沪上烟云 (第2/3页)
国人在握手。那中国人背对镜头,看不清脸,但沈砚之认得那件长衫——墨绿色的杭绸,袖口绣着暗纹,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裁缝铺“荣昌祥”的手艺,一件要五十块大洋。
“这人是谁?”沈砚之指着穿长衫的背影。
“杨度。”陈延年吐出两个字。
“沈兄这次回云南,能不能……”陈延年斟酌着词句,“能不能在西南造造声势?蔡将军在军界有威望,你在护国军中有根基,如果你们能联合发个声明,呼吁各方以国事为重,警惕外人乘虚而入,或许能……”
“或许能让某些人清醒一点?”沈砚之接过话,但摇摇头,“延年兄,你太看得起我了。我沈砚之一个武夫,在西南那山沟沟里带兵打仗还行,跑到这上海滩来指手画脚,谁听我的?”
“可总得有人说话啊。”陈延年有些激动,眼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扶,“日本人狼子野心,甲午年割了台湾,日俄战争占了旅大,如今袁大头一倒,他们又想浑水摸鱼。那些军阀,那些政客,眼睛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,谁管国家死活?再这样下去,中国真要亡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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