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子最终停在法租界一栋西式洋楼前。这里是陈其美的商行——“华茂贸易公司”。门面不大，但很整洁，玻璃橱窗里摆着些洋货，留声机、钟表、钢笔，都是时兴的东西。

沈砚之下车，整了整衣襟。程振邦上前敲门，三长两短。

门开了，是个穿长衫的中年人，戴眼镜，文质彬彬。他看看沈砚之，又看看程振邦，问：“先生找谁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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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位是日本三井商社的沈先生。”林文渊迎上去，一口流利的天津话，还带着点日本腔，“回天津探亲的。这是证件。”

少尉接过证件，翻来覆去地看。沈砚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那些证件是伪造的，虽然做得精细，可万一……

“过去吧。”少尉把证件扔回来，挥挥手，又去查下一个了。

“不是怕。”程振邦摇头，“是觉得对不住兄弟们。六年前跟着咱们出去的三百多人，现在还剩下一半。这次回来，不知道又能活下来几个。”

沈砚之没有说话。他何尝不知道这是一场豪赌？可革命，本来就是拿命去赌国运。赌赢了，四万万人站起来；赌输了，无非是多几具无名尸骨。从父亲在山海关举起反清大旗的那天起，他们沈家的命，就已经押在了这张赌桌上。

“你去休息吧。”沈砚之说，“明晚，有的忙。”

天亮了。

“海晏号”缓缓驶入大沽口。沈砚之已经回到舱内，换上了一身商人的行头——绸缎长衫，黑呢礼帽，金丝眼镜。镜子里的他，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归国华侨，谁也想不到，这个文质彬彬的商人，会是北洋政府悬赏五万大洋通缉的“乱党头目”沈砚之。

程振邦也换了装，扮作他的保镖，一身短打，腰里别着家伙。林文渊是秘书，捧着公文包，里面是伪造的日本商社文件。三百多名弟兄，化整为零，分成几十批，混在乘客里陆续下船。

程振邦走了，甲板上又只剩下沈砚之一人。他靠在船舷上，望着越来越近的北方海岸。天快亮了，东边的海平面泛起鱼肚白，在那片灰白之间，隐约能看到陆地的轮廓。

那是中国。

他的中国。

六年前他离开时，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。可袁世凯撕毁了临时约法，解散了国会，把民国变成了袁家的天下。他们这些革命党人，成了“乱党”，成了“匪”，成了被通缉、被追杀的对象。可他们还是回来了，像候鸟，无论飞多远，总要回到出生的地方。

“父亲，”沈砚之在心里轻声说，“我回来了。这次，不成功，便成仁。”

码头上乱哄哄的。苦力在卸货，旅客在叫车，警察拿着照片在人群中对照——照片上是六年前的沈砚之，年轻，消瘦，眼神锐利如刀。现在的沈砚之胖了些，留了胡子，戴着眼镜，连他自己都快认不出自己了。

“让开！让开！”

一队北洋兵闯进码头，刺刀在晨光中闪着寒光。为首的是个少尉，手里拿着花名册，挨个检查旅客的身份证明。沈砚之心里一紧，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——那里别着上了膛的手枪。

沈砚之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他想起在日本时，孙中山先生说的话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”可他们推翻了皇帝，又来了总统；推翻了总统，又来了军阀。这个国家，到底要流多少血，才能迎来真正的曙光？

“先生，车叫好了。”程振邦低声说。

沈砚之收回思绪，坐上黄包车。车子在天津的街道上穿行，经过海河，经过老龙头火车站，经过六国饭店。这些地方他都熟悉，六年前，他在这里战斗过，逃亡过，也差一点死在这里。

沈砚之松了口气，跟着人流走出码头。六年了，天津变了，又没变。街道宽了些，洋楼多了些，可那股味道没变——煤烟味、人汗味、还有若有若无的大烟味。黄包车夫在拉客，小贩在叫卖，报童挥舞着报纸：“看报看报！直皖又要开打！段总理调兵遣将！”

一切如常，就像六年前他离开时一样。这个国家换了招牌，可骨子里还是老样子。洋人照样在租界里作威作福，官僚照样贪污腐败，老百姓照样吃不饱饭。

革命了六年，革了个寂寞。

第244章 南渡津门，宣统三年的雪 (第2/3页)

“是！”林文渊领命而去。

程振邦看着沈砚之，欲言又止。沈砚之知道他想说什么——三百二十七人，赤手空拳潜入天津，万一陈其美那边出了岔子，就是全军覆没。

“怕了？”沈砚之问。

海风猎猎，吹动他洗得发白的军装。这件衣服还是六年前那件，袖口磨破了，程振邦的太太给补过；领子开线了，林文渊的母亲给缝过。六年流亡，他们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穷亲戚的接济，不缺老百姓偷偷塞过来的干粮，不缺那些不认识的人，在搜查时故意放水。

为什么回来？

因为那些期待的眼睛，因为那些偷偷塞过来的窝头，因为那些在刑场上高喊“革命万岁”的陌生人。这个国家病了，病入膏肓，可总得有人来治。他们就是那剂猛药，哪怕要以身为引，以血为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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