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“

“从——“

我停住了。

“从第一次见到你那天晚上。“
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。像是在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“或者“这本书快看完了“。但她说出来了——她说的是我想说但一直没说的话。

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。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。

“怎么了。“我说。

“这首歌。“

她转过头来看我。

窗外是夏天，书店的木地板在温度里轻微地膨胀，发出很细的咔咔声。空调的冷风从头顶的格栅吹下来。

然后她说：“说你这几天每天早上起来都在弹这一段。“

过了一会儿我回去了。没去录音棚，回了出租屋。

那天晚上我没吃饭。坐在床边，抱着吉他，把那段旋律弹了一遍。两遍。十遍。

我说没什么。

他说你不是写了五年都写不出来吗。

我说没写出来。

“你不是说段旋律你都弹了——“

“还是没写出来。“

他看了我一会儿。

然后他问了一个我以为他不会问的问题。

“林知意的？“

我把吉他放在地上。出租屋的窗户开着，成都的夜晚有一种潮湿的热，像是在空气里撒了一层温水。

我说：“她听歌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。“

“怎么不一样。“

“她不是用耳朵在听。“

赵北川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，把脚搁在茶几上。茶几上放着他的贝斯谱和一瓶喝了一半的绿茶。

他说：“用心的。“

“不是，“我说，“比那个更难。“

“那是什么。“

“她是用她在听歌的时候想到的事情在听。“

赵北川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他把脚从茶几上放下来。

“这句我听懂了。“

“你懂什么。“

“懂你为什么会写不出来。“

落地扇在墙角左右摇头，吹一会儿停一会儿。楼上有人在放陈奕迅的歌，歌词听不太清，但旋律顺着楼板渗下来。

“有时候人写歌不是为了写一首歌。“赵北川说。

“那是为了什么。“

“为了一句答案。“

我没接话。

他又把脚搁回茶几上。然后把绿茶递给我。

“那你继续写。“

我接过来喝了一口。茶是常温的，有点苦。

“写了五年都没写出来。“我说。

“那你就写第六年。“

赵北川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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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从书店出来的时候，我把那本《耳朵的物理学》带走了。林知意说送给你，不收钱。我说你确定，她说，这本书在这里放了三年了，你是第一个翻开它的人。

我走到巷子口，翻开扉页。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：

“耳朵是全身最慢的器官。它不会忘记一个声音。“

“那段三十秒的钢琴——你在弹之前叹过一口气。麦克风录进去了。“

她把录音拉到最前面，把音量调到最大。监听音箱里传出一个很轻很轻的吐气声，然后才是第一个和弦。

“你听，“她说，“你弹之前就知道这首弹不完。“

收银台上放着两杯水。她端起其中一杯喝了一口。

“这首歌的旋律，“她说，“前奏像在走路，主歌像在找人，副歌——副歌还没来，但前面的和弦走向一直在往上推。像是在憋一口气。如果要写副歌，你得把那口气放出来。“

“怎么放。“

“不要让它变成高潮，“她说，“让它变成一句——就说一句。“

“说什么。“

笔迹不是林知意的。很旧，像是很久以前的人写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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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我开始给她带demo。

一开始是在手机里放给她听。一首是我大二时候写的，叫《失眠》，吉他从头到尾只用了两个和弦。一首是后来写的，叫《成都的公交车》，前奏有一段口哨，是我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想到的。还有一首只有三十秒，没有名字，也没有歌词，只是某一天凌晨三点在控制室里随手录的一段钢琴。

林知意每一次都听得很认真。

然后我在本子上写了一句歌词。

不是副歌。

是第一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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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北川后来问我，说你怎么忽然开始写歌了。

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听出来的。

但她说的每一条都对了。

有一天下午我在棚里录了一段新的。刚写了前奏和第一段主歌，后面的还没想好。我把它存在手机里，下午去书店的时候放给她听。

“你每天早上起来都弹这段吗。“

我看着她的眼睛。她不是在问——她是已经知道了。

“对，“我说，“每天早上。“

“嗯。“

“你在写的时候想到了什么。“

我想了一下。“没想什么。就是早上起来弹了一段。“

第五章：她喜欢的歌 (第2/3页)

她说：“沈暮，你弹吉他的时候像在跟谁说话。但刚才拉大提琴的时候，像是在等谁回答你。“

我看着她。

她没看我。还在看天。

她不像别人那样听完说“好听“或者“还行“。她听完之后想一会儿，然后告诉我她听到了什么。

“《失眠》里你有一处故意拖了半拍——不是弹错了，是故意的。你想让听的人觉得那半拍特别长。“

“《成都的公交车》口哨之后停顿的那两秒，像等红绿灯。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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